2025年5月24日，“人工智能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研讨会暨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委会常务理事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委会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会议邀请国内传媒经济与管理领域三十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就人工智能背景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径以及传媒经济学科的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平台型媒介承担着综合性、多元化流量聚合的功能，主流媒介则需致力于成为价值媒介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从而形成媒介生态位的合理分工体系。主流媒体面临的核心问题，可归纳为其与平台型媒介之间的关系建构及协同机制优化。因此，强调系统化变革与一体化发展，本质上是为解决媒介融合进程中，如何适应社会发展所要求的规则重构与功能转型问题。主流媒介的作用所在，是类似于自组织系统中基膜所具备的方向性推动力量，在中观层面上实现资源链接，并引领社会价值涌现。”

陆小华（天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席教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核心命题在于赢得影响力。面对当今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竞争、认知竞争、舆论博弈，既不能坐视我们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弱化、边缘化，也不能容忍我们的主流媒体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弱化。因而，必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倍增影响力为追求，重塑主流媒体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枢纽位置。”

丁和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主流媒体提出的新要求，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一要求的背景、意义和内涵，要从系统论的理论逻辑出发，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出发，把它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适应媒介化生态性革命的背景以及推动中国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中进行系统思考。当下，媒介化生态性革命体现在媒体属性的泛媒介化、媒体功能的泛社会化、媒体形态的泛平台化三个方面。媒介融合的关键不是做不做，而是在于怎么做，需要将新的资源应用至变革中，在获得受众认可的同时达到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目的。”

吕尚彬（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破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宏大命题需要读懂时代、读懂中国、读懂媒体，厘清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起点在哪里、目标在哪里、路径在哪里三大问题。媒体的底层逻辑在于它是一个以满足用户信息需要为中心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是依托大量的技术手段以聚集用户的信息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方式。基于此，媒体进化谱系可被概括为‘非线媒体-离线媒体-上线媒体-在线媒体-隐线媒体-超线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路径需要结合现实情况，避免前线依赖与后线依赖。”

朱天（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天府融媒体联合体在政策理念上坚持一体化顶层统筹与系统化的在地创新，在实践模式上创新纵深式三项赋能与互补性四个共融，并通过增量式的组织再造使区域融媒共同体初具雏形，积极应对省域融媒一体共生的共性挑战，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了西部经验。系统性的实质是生态，生态的改革是整体性的变革，它不是单向地突破某一个维度就能够改变和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作为呈现社会常态生活的主体，还是进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层面，或是通过新的媒介生态建立新的社会形态，都是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考虑的问题。”

陈薇（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科技学院教授）：“全球性议题内嵌于现代化与全球化深入的过程中，是不同于传统的自然风险，需要通过国家间协商合作并努力达成的全球治理议程与共识性话语实践。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全球性议题发展和议程设置出现了认知域作战升级、情感极化、数字新冷战以及全球韧性叙事等新的表征。中国全球性议题设置的进程，不仅体现了国家在国际地位的政治角色及其话语权力资源，也牵涉由国家主导的知识生产、创新与实践能力。在今日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论述中，中国将以何种立场、何种地位、何种姿态与世界交往，不仅是体现了国家的国际地位、政治角色和话语权力资源，同样也关涉到我国知识生产创新和实践能力。”

吴信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主流媒体进行系统性变革适应了整个社会结构和市场发展态势，也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制度和知识体系。同时，平台经济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和技术飞速发展之下的产物。主流媒体和平台的竞争过程中间，需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措施既不挫伤双方积极性又有助于双方优势的发挥。新闻学定位了我们的学科支撑体系，它在国家治理和世界治理之间的价值引领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大模型崛起后，对地方融媒体中心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由于地方原本处于数字发展洼地，叠加智能大模型的应用后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当前主流大模型多为通用型，尽管具备广泛适用性，但地方媒体中心的发展具有独特性，例如方言特色、地域文化特征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等场景需求，这与通用大模型的标准化应用之间实际上存在较大矛盾。当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某种意义上成为国家新的战略举措，但部分研究视角更多聚焦于中央企业层面，地方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仍需关注。”

卜彦芳（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近年来，我国媒体融合改革主要聚焦于供给侧，通过搭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形成了融合传播的格局。然而，在与用户的连接层面仍存在明显薄弱环节，尤其在影响力竞争方面，相较互联网新兴媒体仍显弱势。我们有理由推断问题的核心并非内容本身，而可能源于自建平台的功能性特质差异。具体而言，在用户互动机制、圈层文化构建及使用体验感等层面，主流媒体平台与互联网平台相比存在明显短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交互特性，正推动搜索方式从传统文本结构化数据输入向自然语言交互演进，主流媒体在系统性变革中可借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契机，重构平台与用户的交互逻辑。”

易旭明（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当下主流媒体内容像‘流浪地球’淹没在海量自媒体用户和实践应用数据之中。所谓的媒介实践转向是从信息媒介向实践媒介转向，是用户实践向应用场景的转向，也是本体论实践与存在的转向。大多数媒体是工业文明时代传播信息和意义建构的核心中介，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要使它成为数字文明时代凝聚共同体认同的媒介，成为平台和自媒体数据星空的北斗，通过公共信息内容和社会服务实践与商业媒体自媒体进行协作，实现组织认同。”

吴赟(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一方面为学界业界出了一份答卷，另一方面也为传媒经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人工智能实际上可被视为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重构者，如何平衡效率提升和价值重构是这一领域的核心议题。而传媒经济研究可以充当系统变革的导航仪和刹车片，在提供传媒产业重构路径的同时进行技术风险的管理控制。”

周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生态性和系统性概念既有关联也有区别，系统是强调要素结构和功能，生态是强调生物环境和能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型系统，其自组织的经济模式和传播形态，实则更趋近于‘生态系统’的建构逻辑，能否为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提供价值拟合与创新路径有待进一步厘清。”

颜景毅（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探索主流媒体发展实践的案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河南日报顶端新闻在建设理念上具有前瞻性资源和战略性布局，其融合探索之路对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具有借鉴意义。”

张勇军（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对于学科发展分享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学术敏感，一个是学术清醒。前者指传媒经济管理研究应高度密切关注政界业界热点话题，后者指我们要保留学界的清醒，不仅是紧跟热点，更要引领、批判热点，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

廖秉宜（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流媒体创新的驱动力所在是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采取追随或者引领的战略决定了主流媒体变革的成效和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目标。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一是要关注内容生产传播机制的变化，二是要关注媒体经营体系的变革，既要立足媒体自身资源的开发，又要强调传媒产业资源的整合与开发。”

邓向阳（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要素配置问题。以前的媒介融合多遵循渐进式路径，以阶段性、阶梯式的调整逐步推进。然而在技术加速迭代下，这种传统变革模式已难以匹配技术演进的节奏，当数据要素、智能技术等新变量持续冲击媒介生态，渐进式调整在应对要素结构重构、配置效率优化等深层矛盾时，其滞后性日益凸显。因此，我们需要以系统性变革取代局部改良，通过整体性重构实现主流媒体要素的优化配置，完成主流媒体要素优化配置的问题。”

刘德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技术演进的不确定性使未来发展呈现复杂面向。在此进程中，产业界的实践探索将成为关键驱动，而学界更多承担观察跟进与理论总结的角色。主流媒体拥有海量内容资源，对这些资源的深度挖掘与优势整合实则构成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从媒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视角来看，如果媒体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即便拥有优质内容储备，仍难以突破发展瓶颈。在技术迭代与产业变革的双重驱动下，如何将内容资源优势转化为内生发展动能，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仍是亟待探索的重要命题。”

邵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近十几年来，媒体行业持续面临技术迭代、传播格局重构等多重冲击，融合发展与系统性变革已成为行业共识。然而，在技术演进的加速化与媒介生态的复杂化背景下，行业未来走向仍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目标是引领影响力竞争，但不同层级媒体在落实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人工智能应用为例，基层媒体对技术持积极拥抱态度，认为其可有效解决内容生产压力与考核指标完成问题；而省级及以上媒体则面临更深层的转型压力，需围绕人工智能推进组织架构重组、人员编制优化等系统性调整，变革的复杂性与挑战性更为突出。”

朱江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从应然角度看，媒体改革以提升影响力为核心，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并承担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方向已经形成清晰的共识。但在实然层面上，改革仍面临机制、要素、技术、资金等多重现实困难。在当下语境中，或许需要跳出既有框架重新审视：内卷化浪潮正持续消解社会的‘文化体力’—— 即个体吸收与转化文化内容的能力，技术演进的加速度与人类适应性之间的鸿沟正日益扩大，主流媒体如何在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提供价值引导可能成为改革方向和破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