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日，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媒体学院教授、传播研究所所长；Gies商学院、信息学院、以及传播学系兼聘教授；科技与社会行为实验室发起人的姚正宇教授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9307，为我们带来了以“从信息检索到共创对话——人与科技沟通模式的社会影响”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人与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获取方式及沟通模式发生根本改变

姚正宇教授指出人们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程度与媒介的本体即媒介自身介质有关。以往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多为用户自主选择，衡量与处理信息的主动方仍是用户自身。比如图书馆将资料内容陈列在一起，人们可以很轻易地获取到自己所需的内容资料；网页搜索将资料以相关性进行排序，用户可以根据相关性进行内容选择。获取知识的途径并没有变，所改变的只是知识呈现背后的知识库的结构。而对话性AI的出现却颠覆了以往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以及其与信息系统之间的沟通模式。

在与对话性AI交互的过程中，对话性AI本身既是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独立见解与信息处理能力的信息源，因此与对话性AI交互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人际沟通的色彩。在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与对话性AI的人机交互过程具备了人际传播的特质，那么在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各类范畴的划分、以及各传播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是否仍存在、是否仍应该存在，值得我们思考。

基于用户专业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二维分类坐标系

二维坐标系包含“用户自身的专业知识”以及“其自身的技术知识”两个维度。姚教授据此指出，用户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技术知识水平会对对话性AI的使用产生较大影响。用户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指用户在自身专业领域内知识学习量、掌握量的多少，比如就一个专业问题进行搜索，对话性AI提供的内容对于不同专业知识掌握量的用户来说具有不同的参考价值，例如学生与教授会就对话性AI产生不同使用行为；用户自身的技术知识水平指用户对对话性AI工作原理的认知，不同认知程度的用户会在对话性AI的使用信任上产生明显差异。

除此之外，人自身的期望、偏好和经验也会显著影响他们如何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以及提高工作效率，而这种个性化的人机交互过程反过来也会影响用户对于技术的评估以及后续用户对技术的持续使用。

人与AI对话的不同模式及其影响

引自论文《Navigating the Jagged Technological Frontier: Field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AI on Knowledge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姚正宇教授介绍了研究论文《Navigating the Jagged Technological Frontier: Field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the Effects of AI on Knowledge Worker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即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和生产质量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在论文中，学者将知识工作者对AI的使用分为“Centaur Approach”和“Cyborg Approach”，“Centaur”意为希腊神话中的“半人马”，“Centaur Approach”强调人与AI之间互不相干，各司其职，人与AI的合作仍停留在表面阶段；而“Cyborg Approach”则强调人与AI深度结合，二者共创并最终实现一体化。

姚老师指出“AI的两种使用模式”在本质上反映出了“与AI对话的两种不同模式”，前者侧重于指令式的不平等对话，而后者更侧重于人与AI平等交流。论文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中使用AI可以带来工作效率的显着的改善。使用AI的被测试者比没有使用AI的被测试者平均多完成了 12.2% 的任务，完成任务的速度提高了 25.1% ，并且产生的结果质量提高了 40%。

现场交流

在交流互动环节，姚教授先后就“AI研究中AI前后生成内容不一致导致研究信效度不足，该如何提高此类研究的信效度”、“研究中用户的先后使用顺序是否会对AI生成内容的客观性产生影响？”、“对AI提问时的语气语调是否会对AI的内容生成产生影响？如何减少机制黑箱对实验的不利影响？”等问题一一回应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