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Version

首页 » 重点实验室 » 新闻资讯
秦艳华 王元欣丨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探析 ——从微信朋友圈的“观众隔离”现象谈起

发布日期:2019-11-03  浏览次数:


 

社交媒体时代对用户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用户需不断了解媒介新特性、掌握媒介新技能,才能有效利用社交媒体完善社交生活、促进自我发展。微信作为目前人们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交媒体,已成为现实社会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的重要延伸平台,而微信朋友圈中“观众隔离”功能的使用情况也成为衡量用户媒介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准。本文运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从用户认识、使用和评价“观众隔离”功能入手,分析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状况,并根据该功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出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路径,以期更好地实现线上与线下社交的互动融合,促进用户的自我完善与社会交往。

 

虽然媒介素养的概念于传统媒体时代提出,但仍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社交媒体中。本文聚焦微信朋友圈中的可见范围设定功能,结合欧文·戈夫曼“拟剧论”的相关概念,进一步将该功能定义为“观众隔离”,即作为“表演者”的用户在制作与发布朋友圈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通过分组、设限及屏蔽等方式对“观众”进行不同程度分隔与剥离的功能。该功能是用户使用朋友圈时重要的功能选择,对其能否全面认识、灵活运用、客观评价,成为衡量用户媒介素养的重要标准。

 

 

一、社交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

(一)媒介素养的内涵

媒介素养的本义是人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其含义随着媒介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延伸、丰富。国内外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很多,本研究所采用的定义是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提出的: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中的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概括地讲,媒介素养的内涵主要包括人们对媒介的认知能力、使用能力、评价能力。其中,媒介使用能力主要考察人们对媒介的使用动机、方式方法、有效程度,以及实现利用媒介资源为个人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1]。而社交媒体凭借用户基数大、信息传播快、互动功能强等特点,已成为互联网媒体中极为流行的媒体类型。在各类社交媒体中,微信以其高用户使用率成为社交“主力军”。微信公开课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8月,微信日活跃用户量已超过10亿,而且每天有7.5亿人进入朋友圈,平均每人每天使用朋友圈频率为十几次[2]。由此可见,微信朋友圈已成为目前人们日常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交媒介,为用户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关系搭建了重要的网络延伸平台。

 

二、媒介素养在“观众隔离”功能中的体现

“观众隔离”功能是用户作为传播者主动选择的传播策略,对该功能的认识、使用与评价水平体现了用户媒介素养的高低。具体来讲,“观众隔离”中的媒介素养可分为用户对“观众隔离”的认知、使用“观众隔离”的方式、启动“观众隔离”的动机,以及对“观众隔离”的评价四个方面。笔者随机选取一位研究生学历、女性青年用户(编号为A)的332位微信好友为样本,运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统计了好友的朋友圈可见范围情况。A用户的332位微信好友中,男性127位、女性205位,男女占比约为5∶8;年龄分布区间为20岁以下占0.90%,20—30岁占46.69%,30—40岁占35.84%,40岁以上占16.57%;职业涵盖公务员及行政单位从业人员、企业人员、学生、教师、律师、军人、医生以及自由职业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区分较为明显,符合研究所需。笔者又抽取了30位启用相关功能的好友进行开放式采访,了解其对朋友圈“观众隔离”功能的认识、启动该功能的动机、使用该功能的方式以及对该功能的评价等。

 

(一)对“观众隔离”的认识

由于微信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属性不断增强,好友中半熟人及陌生人的比例不断攀升,在不启用任何隔离功能的情况下,他们都将成为朋友圈随时可能出现的潜在观众。在这种情境下,作为内容发布者,往往难以确定自己发布的内容是否适合无差别地呈现在所有观众面前,进而难以毫无顾忌、酣畅淋漓地进行表达,这与社交媒体用户的使用初衷是相背离的。因此大多数用户选择将观众进行分组、设限或屏蔽,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目标观众,这也是“观众隔离”功能在朋友圈中被广泛应用的根源。受访者发布一条朋友圈的平均时长为7分钟,有15%的人会花费长达20~30分钟,主要用于美化图片、剪辑视频、斟酌措辞、管理可见范围等。由此可见,朋友圈用户媒介的使用能力较强,发布的信息基本都是用户精心设计后的自我呈现,且绝大部分受访者已认识到“观众隔离”的必要性,主动选择目标观众,最大程度地确保每次自我呈现都“恰如其分”。

从逻辑上讲,成功的“观众隔离”至少需要两个前提:其一,观众是可被识别的;其二,观众是可被隔离的[3]。微信朋友圈为“观众隔离”提供了便捷条件:一是由于微信好友大部分都是现实生活中接触过的人,用户对其线下身份和角色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而观众基本是可被识别的;二是朋友圈中“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不看他(她)的朋友圈”“允许朋友查看朋友圈的范围”以及好友分组等功能,使“观众隔离”具备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朋友圈满足了成功隔离观众的两个前提条件,使“观众隔离”在社交媒体中成为可能。在访谈中发现,全部受访者均对“观众隔离”的各项技术手段“全部了解”或“部分了解”。

 

(二)使用“观众隔离”的方式

一是空间意义上的隔离,即好友分组管理。《中国移动社交用户洞察报告》指出,超过90%的社交用户会进行好友管理与分组设置,其中,60.1%的用户会对熟人和陌生人进行分组,46.3%的用户会对每一类好友进行分组,只有9.1%的用户选择不分组设置[4]。好友分组管理的功能帮助用户实现了空间意义上的观众隔离,可在不同场景下、不同观众前呈现不同的内容。

二是时间意义上的隔离,即朋友圈可查看范围限制。腾讯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已有超过1亿人设置了三天可见的功能,三天可见是一个强大的用户需求。实际上,除“三天可见”外,用户还有“一个月可见”“半年可见”的选择,本文将三者均纳入研究范畴。通过观察分析A用户的332位微信好友的朋友圈发现,共有199人开启可见范围限制,约占好友总数的60%,其中101人选择“三天可见”,5人选择“一个月可见”,91人选择“半年可见”,“三天可见”占比最高。不管是宏观上以微信所有用户为研究样本,还是微观上以这位A用户微信好友为研究样本,都可看出设限功能受到用户的广泛青睐。

三是时空交叉意义上的隔离,即屏蔽隔离与双重隔离。屏蔽隔离指微信用户可根据与好友的亲疏好恶关系、个人兴趣等因素,自主选择“不让他(她)看我的朋友圈”或“不看他(她)的朋友圈”。以A用户为例,她被10位好友屏蔽,看不到他们的朋友圈;同时A用户也主动选择不看10位好友的朋友圈,他们均为微商或代购,由于时常困扰于他们“刷屏式”的广告推销,且多数是不感兴趣的内容,所以选择“一键屏蔽”。访谈中发现,30位开启朋友圈可见范围限制的好友中,有47.8%的人还会进行好友分组管理,“双重隔离”即同时开启两种隔离功能的行为,实现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观众隔离。访谈中还发现,约50%的受访者曾发布过只对一人或几人可见的“定制朋友圈”,基于特定目的对观众进行精准定位,如受访者M1(M即MAN的缩写,编号1)认为发给特定人看特定话,比直接私信要委婉,同时三天后就看不到了,可以很快将这种情绪消散。

 

(三)使用“观众隔离”的动机

从本质上看,朋友圈是一个展示与分享的舞台,是一个可以进行自我塑造、促进社会交往的场所,这些特征决定其天然的社交互动属性。要想达到良好的社交效果,“观众隔离”是必要措施之一,也是体现用户媒介素养的重要标准。具体来讲,用户使用“观众隔离”功能的动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满足理想化自我塑造的心理动机

数据显示,83.2%的社交用户会有意识地呈现自己不同特征和性格[5],该行为在“拟剧论”中被称为“理想化”自我呈现,即以符合不同观众期待的方式出现在特定观众面前,在不同面向上完成理想化自我塑造,从而达到良好的社交效果,维护理想的社会形象。“观众隔离”是用户利用媒介特性进行理想化自我塑造的有效策略,用户可游刃有余地在不同区域或时间段进行理想化自我展现。依据表现形式差异,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积极理想化与消极理想化两类。

积极理想化自我塑造的动机,即倾向于高调彰显社会普遍承认的价值取向或曲意迎合社会高阶层的价值品位。A用户各类职业的好友中开启可见范围限制的人数比例均已过半,工作性质为销售或市场推广的好友,朋友圈大多为销售广告或业务宣传;受访者W1(W即WOMAN的缩写,编号1)提到“领导是工作狂,对于吃喝玩乐等不是很认可,本人朋友圈只有发布工作内容时才对领导可见”。由此可见,用户会基于职业特性呈现出让上司满意、让同事接纳的一面,维护符合自己所处主流圈子的价值取向。

消极理想化自我塑造则更倾向于低调掩饰与故意隐藏,如扮丑、哭穷、装俗等,是一种刻意表现出来的“伪真实”,以掩饰其在相貌、财富、审美、个性、能力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例如,受访者M8会隐藏内向个性,在半熟人可见的朋友圈中发布一些搞怪自拍或搞笑段子,以迅速与人拉近距离、增进了解;受访者W4会在男友可见的朋友圈中刻意展现自己柔弱、怯懦的一面,以激发男友的保护欲等。

 

2.契合神秘化心理需求

一是保持距离——不愿让他人知道。在样本分析时发现,20—30岁好友中有68.39%开启可见范围限制,30—40岁好友中有60.50%开启可见范围限制。这两个年龄段中开启可见范围限制的人数占比约是20岁以下及40岁以上占比的两倍,由此可见青年人群(20—40岁)是观众隔离功能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个年龄段的用户因正处于成年后人生发展的起步或维稳阶段,工作、学习或生活充斥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变数越大越会助长“不愿让他人知道”的心理,因此倾向于通过观众隔离在不同群体中获得相应的社交弹性,从而在维持良好社交关系的同时,也能拥有相对舒适和安全的社交心理状态。

二是保护隐私——不能让他人知道。隐私意识的培养与形成是媒介素养的重要体现,在谈及“隔离观众”的原因时,约75%的受访者用到了“隐私”一词。一方面反映出互联网环境中用户对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不断提升,隐私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随着微信好友数量越来越多,涉及个人隐私、“不能让他人知道”又想让关系亲近的好友了解的内容,用户就会主动选择“观众隔离”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以避免个人生活被社交安全区域外的观众窥视,或个人言论被利益相关者借题发挥,从而造成难以控制的潜在负面影响。

三是自我防御——你不让我知道,我就不让你知道。随着开启朋友圈可见范围限制的用户越来越多,“伪装式不使用”或“隐藏式使用”行为日渐成风,朋友圈中的“失踪人口”比例不断攀升,这容易激发用户产生防御性心理。如受访者W3所言:“看大家都设置了,你不让我看我也不让你看。”这其中当然包含一种跟风心态,但更多的是基于一种追求社交关系平等及自我防御心理动机,在环境驱动下被动地选择“观众隔离”,是用户了解、利用媒介特性并为个人所用的能力,也是其媒介素养的重要方面。

 

3.实现私人定制化社交需求

访谈发现约有50%的受访者发布过特定人可见的“定制朋友圈”,目的更明确,表达更有针对性,可以实现私人定制化的社交需求,更精准地为个人社交生活服务,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情绪宣泄需求。通过隔离其他无关观众,将情绪只宣泄给特定的人看,甚至宣泄完三天后特定的人也看不到了,可以避免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如受访者W4不方便在工作群中直接表达对上司的不满情绪,就选择在朋友圈发布一条仅同事可见的公众号文章《下属经常加班证明上司能力欠缺》,由此既发泄了不满情绪,也避免了正面摩擦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其二,含蓄表达需求。与社交媒体中的私聊功能相比,“观众隔离”后的朋友圈更具朦胧色彩,可以满足用户含蓄表达的使用动机,缓解直抒胸臆可能会造成的社交尴尬。如受访者M1在与女友分手时曾发过只对她一人可见的生活感慨类文字,他认为:“当有些话不便直说时,发朋友圈表达更含蓄,比直接私信委婉。”

其三,敷衍社交需求。朋友圈中时常会看到“帮扩”“友情帮转”等字眼,此类内容一般并非用户自愿转发,可能是用户基于维护良好社交关系、完成必要社交任务的心理动机,从而进行敷衍化社交的行为。受访者W5表示,此类广告内容不符合自身风格,观众不感兴趣,因而经常采取“谁请求转发就设定仅对谁可见”的做法。虽有失真诚,但不难看出“观众隔离”功能的使用,确已成为用户媒介素养提升、有效利用媒介资源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不必要的社交压力。

 

(四)对“观众隔离”的评价

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不仅体现在对媒介的认识与使用方面,也体现在对媒介的客观评价方面。受访者表示,朋友圈的“观众隔离”功能可以平衡自我表现欲与隐私保护欲,促进“主我”与“客我”的相互融合,还可以区分社交强弱关系,满足自身面向不同受众的社交需求,但同时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小觑。

其一,增大时间精力成本,消解线上社交热情。近70%的受访者表示,朋友圈发布频率呈不断减少的趋势,时间与精力成本过高成为主要影响因素,“过于费神”是不少受访者同时提及的缺点,“索性不发”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这就与社交媒体便捷轻松的功能定位产生背离,放松工具慢慢成为一种社交负担。

其二,引发社交马太效应,不利于社交弱关系拓展。受访者W4说:“有些不常联系的好友会一直躺在不可见的好友列表中,现在不常联系慢慢变成了永远不联系。”处于弱关系状态的观众,一旦被贴上“不可见”标签,就易引发社交关系中的马太效应,熟悉的观众越来越熟悉,陌生的观众越来越陌生,不利于社交弱关系的拓展。

其三,个人孤独感增多,导致自我身份与行为的认知偏差。研究发现,低自尊个体在网络上呈现的负面信息居多,而较多的负面信息难以引起观众兴趣,这就使得低自尊个体的自我呈现难以获得较多社会支持[6],从而形成情绪上的恶性循环。受访者W8表示:“有些心情埋在心里就好,发出来没人回应只会觉得更加孤单。”这种无法引人关注与互动的媒介使用感受会加剧用户内心的孤独感。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朋友圈用户对于“观众隔离”功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认识水平较高,基于各种使用动机而启动的各类“观众隔离”方法运用较为得当,对于“观众隔离”功能的评价也较为客观,具备一定的媒介批判能力。从认识媒介、使用媒介与评价媒介三方面展现了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熟练掌握了利用媒介资源为个人社交生活服务的能力。

 

 

       三、社交媒体用户媒介素养提升路径考量

被广泛应用的“观众隔离”功能为朋友圈用户打开了线上社交的新天地,提供了塑造自我的新渠道,在日常社交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用户个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用户的社交媒介依赖也就越发显著。然而,非理性媒介依赖可能会引发许多不良连锁反应,因此,从用户自身媒介素养的角度出发,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改进。

一是通过线下出口宣泄负面情绪。用户将社交媒体作为情绪宣泄的主要渠道,尽管可以通过“观众隔离”使得朋友圈成为负面情绪的“避风港”,但同时过多线上负面情绪的传递,反而会加剧用户的孤独感及其他负面情绪。因此,社交媒体用户应该多通过线下社交活动寻找宣泄渠道,如阅读书刊、参与社会活动、参加体育项目等,或通过与社交强关系人群进行面对面沟通,排解负面情绪,收获正面反馈。

二是适当拓展社交弱关系。由于“观众隔离”易引发社交关系的马太效应,在用户消除了潜在的不舒服、不愉快的使用感受的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发现潜在“盟友”以及探索未知的可能性。因此,用户在认识到“观众隔离”这种弊端之后,应趋利避害,适当开拓与社交弱关系人群的交往渠道,使社交媒体真正发挥助推强关系、连接弱关系的作用。

三是提高新媒介开发利用能力。应拓展新媒介使用渠道,如网络课程、网络社区活动等,避免将社交媒体作为获取知识信息、塑造自我价值的唯一来源。要善于利用对自我提升有益的媒介形态,为我所用,陶冶情操,提升自己的视野与能力。

同时,对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而言,面对用户日益增加的线上社交成本,以及线上社交优势的日渐式微,应当思考如何为线上社交成本“减负”,并创新线上社交形式,创造出更加便捷轻松的社交方式。

 

 

第一作者:秦艳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实验室“新闻出版大数据用户行为跟踪与分析实验室”执行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编辑》杂志2019年第10期